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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画刊105年11月第586期—台北市民何时有乾净的水道水?重绘台北水源地唧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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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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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画刊105年11月第586期—台北市民何时有乾净的水道水?重绘台北水源地唧筒室

1907年的10月4日在《台湾日日新报》二版上出现了高桥辰次郎关於台北水道所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台北水道唧筒室采取特殊的设计,是因为它将新店溪的溪水吸入唧筒井内的第一道关卡,等同於入口意象。为了取得市民的信任,安心饮用水道水,世界各国都特意将唧筒室设计得较为美观,一般人会认为从美丽的建筑流出来的水是比较清洁的。

 

现在所谓的「自来水」,日治时期分「上水道」和「下水道」两大系统,上水道供应清洁的用水,台湾话叫 「水道水」,下水道系统是为地下排水用。

 

台湾本为瘴疠之地,1895年日本政府登陆台湾展开占领的战争,日军战死者仅154人,而因疾病死亡者达4,000人,另27,000人送返日本就医,饮水卫生问题严重威胁统治者的健康。总督府为了改善环境卫生,防止传染病,於是推动水道计画,1907年(明治40年)在总督府土木局内设置了临时水道课,由土木课长高桥辰次郎兼任临时水道课课长,这个单位职掌的就是水道工事的规画及推行,并且先从基隆、淡水和台北开始。

 

唧筒室与其前方的庭园设计为当时的总督府技师森山松之助的作品,由请负业的泽井组负责兴建,运用希腊、罗马柱式巧妙地排列成扇面造型,两侧入口卫塔立面以三角楣、尖帽、爱奥尼克双柱式所构成,穹窿顶在材料上则为钢筋混凝土,屋架为钢骨造,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工法,最後连沉淀池也依循同样的方式建造。

 

唧筒室将溪水汲取进唧筒後,再送水到沉淀池中自然流下,经由两条内径20寸铁管输水至池内,沉淀之後再送至过滤池,然後运往山上的净水池,工程至为精密。1907年4月,台北水道动工,在1908年西部纵贯铁路通车典礼期间,已先供水总督官邸和火车站前的台湾铁道旅馆。1909年台北市民开始有了一般给水;同年3月25日公布「台北水道给水规则」,7月全部竣工,且除了提供乾净的饮水外,还於市区城廓的四周利用水道管线设置消防栓,连城市防火的设施都考量到了。

 

台湾水道建成之艰辛

台湾水道水之父为威廉‧巴尔顿(W. K. BurTon,1856~1899),他是苏格兰人,原是内务省的技师。1896年由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後藤新平兼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6月後藤随第二任总督桂太郎来台,就邀巴尔顿来台,当时随行者还有日後对台湾水道水擘画与执行居功厥伟的助手滨野弥四郎。

 

滨野接续巴尔顿未竟事业,历经长达10年的调查规画工作,最後建议在公馆观音山脚下的新店溪畔建取水口,汲取原水,并於观音山麓设净水场,再将处理过之净水,用抽水机抽送至观音山上的配水池,经重力方式缓缓流下,供应台北住户的日常用水需求。

 

巴尔顿後来因为勘察水源罹患疟疾,竟一发不可收拾,急急就近到日本治疗,只是病情急转直下已成「恶性肝脏脓肿」,最终病死於「东大附属医院」,他生前只完成基隆水道设计案,构想最後幸由得力助手滨野弥四郎赓续遗志完成。

 

「台北水源地唧筒室」原为国定三级古蹟,2002年2月5日公告更名,并且将观音山蓄水池、量水室、浑水抽水站一并纳入古蹟主体范围,统称自来水博物馆。台北画刊105年11月第586期—台北市民何时有乾净的水道水?重绘台北水源地唧筒室

文‧图‧摄影/鱼夫(弘光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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