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画刊106年11月第598期—城市记忆是文化的寄托 陈芳明：台北是我的文学启蒙地发布日期：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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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描绘城市生活的一种形式，呈现这座城里的多元文化样貌，台北文学奖即将迈入第20届，多年来培育无数文坛新星，为台北留下一页美好记忆。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陈芳明担任多届台北文学奖的评审，他表示，台北是他的文学启蒙之地，也是台湾文坛头角峥嵘的竞技场，如能获得台北文学奖的肯定，无疑代表拿到台湾文坛的入场券。
Q1您如何看待台湾文学不同世代的递变？台湾文学创作者在华文创作世界中的特色？
我出生於1947年，是战後时期成长的一代，所以我对台湾战後文学比较熟悉，但台湾文学流变的确存在，且随着政策环境而转变，约每10年一个世代。
1950年代的文学创作以写实主义的反共文学为主，多数作品仍受白话文运动影响，字里行间多有反攻大陆与怀念中国大陆原乡的悲愤情怀，如朱西甯《铁浆》、司马中原《狂风沙》等；而後1960年代，台湾进入美援时期，受美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加上当时的政治箝制，这时期的作家多以精炼的文字和暗示的象徵手法，将苦闷的内心情绪抒发在诗与小说之中，如白先勇《台北人》、张爱玲《半生缘》以及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等经典之作。
1970年代因退出联合国和钓鱼台事件，台湾在国际间受到孤立，而经济起飞後，多处加工出口区林立，廉价劳工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浮现，政治社经一片纷乱，知识分子开始不满，造就乡土文学的诞生，当时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人才辈出，如桃园的锺肇政、新竹吴浊流、台南叶石涛、宜兰的黄春明等；这是我的世代，也是台湾文学作家第一次与台湾土地紧密结合。来到党外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党外杂志如雨後春笋般发行的1980年代，文学作品已不受原有社会规范的约束，如廖辉英《不归路》、李昂《杀夫》的女性文学、白先勇《孽子》的同志文学、田雅各《兰屿行医记》的原住民文学、陈映真《山路》的左派文学等禁忌主题纷纷出笼，尽管当时政治尚未解严，文学却已解严了，更预告民主社会的到来。
早我一个世代的文学作家，其作品里都有中国大陆经验和战争记忆；到了我的世代是完全与中国大陆切割，且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充满期待。我之所以把文学看得那麽重要，是因为台湾文学的变迁在在说明台湾文学作家心灵是敏锐的，他们嗅到空气中的波动，并透过文字把内心想像写了出来。
Q2 台北文学奖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新秀作家与作品有哪些？
吴明益的《迷蝶志》是其中之一，他为了观察蝴蝶的生态，骑着脚踏车跑遍整个台湾；再来就是谢海盟的《舒兰河上》，台北所有的灌溉系统目前都覆盖在道路底下，她以步行的方式，到台北的每一个地方探访地底的水道与人工渠道，我看了深受感动。这两位的文学都不是想像的，是走出来的；不只文字好，还有历史考据，将两者合而为一，相当了不起。
▲陈芳明认为吴明益的《迷蝶志》与谢海盟的《舒兰河上》结合文学与历史考据，是以双脚「走」出来的文学。（摄影／林宜贤）
Q3 台北文学奖以「台北经验」为宗旨，以您的观点来看，这些得奖作品如何传达这份经验而获肯定？
文学不是靠运气，写得好或是不好，其作品背後的底子，我们这些评审一看就能衡量出来。台北文学奖重视的正是「城市书写」，如上述两位作家吴明益和谢海盟，他们字里行间，不着痕迹地写出了台北的特色和城市记忆，因为记忆才是真实文化寄托之所在，没有记忆怎麽会有文化的寄托？
Q4 台北文学奖已经迈入第20年，这个奖与其他文学奖项的不同之处？
台北是个拥有最好文学资源的宝地，如果我没有来台北，就不会接触到《文星杂志》，也不会读到当时知名的现代诗人作品。1990年代之後，台湾各地都开始设立文学奖，办得最好的当属台北文学奖，因为这里聚集最多的优秀人才一起竞逐，产出的好作品多，获得的关注和讨论度也最高。若说台北是文学的集合之地，那台北文学奖无疑就是文坛的入场券。
Q5 您与台北的渊源始自何时？第一次从高雄北上到台北的印象为何？
因为我父亲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小时候很常跟他来台北。虽然父母经商，但他们还是保有农业生活的特质，不吃牛肉，而且都在家里吃饭，不晓得什麽是火锅，沙茶火锅是我到台北才知道的，那时我考上大学要去参加文艺活动，大家吆喝着要去吃火锅，我才第一次品尝到这人间美味。
Q6 记忆中的台北与现在有何区别？
小时候随着父亲从高雄来到台北时，感觉这里很乱，现今的中华路、林森公园以及大安森林公园以前全是违章建筑；然而，台北却也融合了日本文化、台湾庶民及外省文化，形成一种独特风味。现在的台北变化很大，不仅整齐，也有秩序多了，对我而言，台北市有太多迷人的记忆了。我时常会去迪化街、延平北路，研究台湾历史文明运动，缅怀过去台北城市的历史记忆，尤其北门的重生，让我感触更加深刻。
Q7 您的着作众多，与台北息息相关的作品不少，台北对於写
作的启发为何？
台北改变我很多，我来台北的时候，《文星杂志》还在发行，而位在峨眉街的文星书店则是我的心灵圣殿。当时我住在汉口街的巷子，从城中市场到武昌街上明星咖啡馆，也是诗人周梦蝶的书摊所在地，在这里我读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说，台北是我的文学启蒙地，也是我人生最重大的转折地。
Q8 您今年即将自政治大学荣退，未来有何规画？
我写作很规律，每天也都会阅读新书，看到重要的作家或是欣赏的作品，都会写序或是书评。此外，我也计画将自己在政大所开的每一堂课程都写成一本书，算是留给自己最好的记忆。
▲着作等身的陈芳明，今年荣退後仍将持续阅读与写作。（摄影／林宜贤）
Q9 您的笔名很多，如施敏辉、宋冬阳、陈嘉农等，请问有不同意涵吗？写作时有无特别癖好？
那些都是我流亡海外时所运用的笔名，我写政论一定就是用施敏辉，取自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施朝晖、右派自由主义者彭明敏以及我父亲名字里的「辉」字；另一个笔名陈嘉农，则是源於《愤怒的台湾》作者庄嘉农；宋冬阳这个笔名则是因为美丽岛事件之後，我想将温暖送给台湾，当时写文学评论或政论时都用这个笔名。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使用自己的名字写作，而写作时最享受的，莫过於一杯咖啡的陪伴了。
Q10 最喜欢台北什麽？
我喜欢台北的文化气息，也喜欢景美溪旁的风景，更喜欢这个我从2000年就任教至今的政治大学，因为这里有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也是台湾的大学里少数以社会人文为中心的大学。台北是我中年以後的所在之地，是实践我人生观、人生价值以及政治选择的重要地方，我珍惜台北的开放，也希望大家能珍惜这座城市。
▲陈芳明喜爱台北城市多元文化的开放风气，台北是他中年後实践自我理想的重要之地。（摄影／林宜贤）
陈芳明
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台湾文学家，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着作类别甚多，分为散文集、诗评集、文学评论集以及学术研究等，为台湾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典范，甫获2016台湾文学金典奖。
文／心怡
摄影／林宜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