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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米谷的故事 —— 陈得贵旧宅(台北画刊1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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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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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得贵旧宅现在台北迪化街一段123、125号的「怡和泰」商行,在日治时期为大米商陈得贵的旧宅,他和117号的庄义芳商行老板庄辉玉以及129号的怡美商行行主郭乌隆等知名商人,在大稻埕并称「三仙」。

 

日治大稻埕大米商 折衷主义街屋醒目

本街屋是迪化街鲜见的双并折衷主义式建筑,墙面为黄绿色面砖,立面三楼为圆拱窗,二楼为平窗,最上方正中央有勳章饰以及花草绲边纹饰,中间嵌入有四方边框的椭圆绿底白字浮雕,上书日语拼音的IWATAI(怡和泰),非常醒目,两侧栏墙做出曲面,使得平整的表面产生变化,增色不少。
 

日治时期像陈得贵这般的大米商,在大稻埕具有很重要的角色。台湾米谷早在清国时代就成为福建的重要调节角色,在郊商(类似今之同业公会组织)里米郊占有重要地位;日人入台後,1896年在城内(约今城中区)开辟稻米「试作场」,开始对台湾稻米进行改良,後来才移至今之大龙峒继续进行。
陈得贵旧宅▲陈得贵旧宅
 

1903年由於日本「内地」稻作歉收,乃不得不自台湾输日,其後爆发日俄战争(1904-1905年),台湾米的支援角色益形重要。当时经营台米输日的米商地位水涨船高,1911年(明治44年),日本东北地方及北海道收获欠佳,发生粮荒,造成米价腾飞,1912年(大正元年)政府下令由日本全国期货交易所(取引所)转运台湾米粮补其所需,此後又大起大落,1914年(大正3年)米价又跌入低潮,乃废止台湾米的定期代用,台米输日一度停滞,可是到了1916年,欧战扩大,先是台湾米输往中国运量增加,隔年,日本米价又飙升,台米又活了起来,当时从事台、日间米商生意的商家高达256家,诸如三井、瑞泰、和丰、方协丰、金德发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米商,可是如此一来也可能会让台湾发生米谷缺乏不足,於是在1919年(大正8年)1月18日以府令第7号规定米谷「移出」许可相关事宜,进行移出管制,但不久日本米价恢复稳定,又於1920年(大正9年)10月1日撤销移出限制,到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台湾米价再掀高潮,如此暴涨暴跌,1925年总督府转而运用「米谷法」平抑价格,安定人心。

 

限缩耕地政策不公 米谷时代粮商抗争

蓬莱米出现後,改变了过去北米南糖的现象,并且发生史称「米糖相克」的冲突。在台湾有限的良田上,是种米较好?还是种甘蔗制糖较好?1930年代以前,大抵在台中、台南两州的蓬莱米水稻种植面积已达60%左右,台南州就占了35%,如此迅速扩张,使得蓬莱米作全面侵蚀甘蔗作田;1930年由总督府技师八田与一设计与监造的嘉南大圳完成,水田面积增加,同时也解决乾旱和盐害,嘉南平原从此也可广植蓬莱米,同时也有利於甘蔗种植,亦使土地生产力增加,作物收获量提高,然而蓬莱米在当时其实是经济作物,用来移出日本用,台湾人仍以食用在来米为主。另一方面,1934年自殖民地朝鲜移入日本内地的数量预估为850万石(石为量米单位),台湾则为400万石,如此一来,使得日本中央政府不得不祭出「减反案」,试图限制耕地面积,然而在日本、朝鲜、台湾三地中,总产量占移出比例高的,减少的稻米耕作面积反而比较高,此方案的分配对台湾极不公平。
 

陈得贵所处的时代经营米谷真是高潮迭起,各大米商也多半很活跃。1924年就在大稻埕今建昌街成立正米市场,实施米谷集中交易,而且还有期货交易,後来又迁移到永乐町,许多米商都在永乐设有据点,最後在日本开始实施限制朝鲜、台湾米输出日本後,米商即跨海联合朝鲜抗争,成为日治时期最後一波的抗争社会运动。

文.绘图.摄影/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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