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城中的百年阅读风景—— 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 苏硕斌X 建筑文资工作者 凌宗魁(台北画刊109年3月)发布日期：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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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诚品、金石堂书店尚未普及的时代，提起书店就会联想到重庆南路。这条长约3公里的道路，极盛时期曾有高达77家出版社在此经营。入手甫在书店上架的小说、散文、报刊，甚至是参考书，每个台北人都有属於自己跟重庆南路的回忆。
这片文学森林是从何时开始萌芽？跟着合着《台北城中故事 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散步》的苏硕斌、凌宗魁，回顾重庆南路的启蒙光景。
《台北城中故事 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散步》一书以重庆南路为核心，考究台北城历经不同政权治理下带来的现代发展和空间变化。
从前有间新高堂
故事得从村崎长昶的「新高堂书店」说起，站在重庆南路上，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苏硕斌回头望向新高堂书店原址，「重庆南路成为书街，中间有很有趣的历史转折。」因为新高堂在1904年嗅到民众对日俄战争新闻的需求，大卖时事杂志，更进一步抢进教科书市场而成为富商。
1910年代，台北正在推动「市区改正」计画，逐步拆除了旧台北城墙，书店周边才出现了通透的现代空间，盖起了专卖局、州厅，新高堂也重新改建成如今与总统府相近的华丽红砖建筑。「改造後，270 坪，1楼是开放式的玻璃窗，消费者可以自由选购，完全是今日书店的原型。」无目的地信手翻阅、自由追寻，现在看来好像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极新颖的现代经验。
「新高堂1898年开张，1915年改建，这些时间点有特殊意义。」苏硕斌表示，改建之前，被城墙包围的台北城道路相当限缩，就像《台北城中故事》提及，不出几百公尺就会撞到城墙，很难在此地创造人流，「城墙拆光了，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来。」新高堂因地利之便创造的商机，开始吸引同行书店聚集。
对学生时代的两人而言，重庆南路是购买参考书、找资料的好地方。
我们的重庆南路阅读经验
时间拉到二次大战後，原本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再度限缩，书街成了文化突围的破口。毕业後来台北念大学的苏硕斌，一来台北就到大陆书店买学长姐推荐的英汉辞典。那是「禁书」已逐渐解禁的时代，诗人周梦蝶还在明星咖啡馆楼下活成传奇，早一辈作家口中兜售禁书的书报摊依旧，苏硕斌说，「那时候想吸收书店所没有的东西，就是去书报摊。」书报摊表面上摆些八卦杂志，要突破老板的防御心才能更进一步看到禁书，门槛很高。语气带些遗憾，「我没有生得更早。」想见证书报摊最兴盛的时刻，只能从作家邱坤良或杨照的回忆录中一窥究竟。
高中就读美术班的建筑文资工作者凌宗魁都会到书店找资料。除了重庆南路，也去光华桥下、牯岭街周边等地挖宝。不光是书，他说，「以前还会去重庆南路的秋海棠DVD 店找欧洲电影。」他感叹数位化时代来临，新世代获得知识的方式改变，受到影响的实体店面离开1 楼黄金店面，这些隐身在楼上的老书店，以及坐在店里等待客人的老板们，「可能也成为一个传奇了。」
从书街到旅馆街
稍加留意重庆南路两侧建筑，除了银行、办公大楼，很容易注意到近几年冒出的青年旅馆。不少人感伤书街已远，两人却认为城市有其肌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使用」都市的方法。苏硕斌说，「书街是战後50 年代至70 年代中才特有的风景。」日本时代的重庆南路上有书店、有旅馆，现今星巴克的位置当时是茶铺，旁边是相机店，是「复合式商业区」。
（图／国家图书馆）
其实早在日本时代，这附近就有许多高级旅馆。凌宗魁指出，这些旅馆的空间型态相当有趣，「他们做出西洋式的立面，可是为了接待日本人，後面是日式空间。」这是那个时期的特色，而且只在台湾看得到。战後上海帮来了，这些旅馆又变成上海式澡堂，「我高中时在城中市场里面还曾看过，很多老大爷光着身子，但是外面在卖菜，觉得很魔幻。」
位於重庆南路、衡阳路交叉口的东方大楼，前身是重庆南路上第一家现代书店「新高堂」。
书街的诞生参杂历史偶然，但书街风景的消逝未必如此。1983年，第一家金石堂书店成立，象徵书店进入崭新的时代。苏硕斌说，「金石堂是门市，不是出版社。过去书街会在重庆南路，是因为出版跟销售绑在一起，因此出版社需要设立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两者分开後，出版社可以自由设点，再把书交给通路业者规画贩售，重庆南路上的书店和出版社也因此开始扩散。
重庆南路上的一栋栋建筑，承载了书街及更早之前的记忆。凌宗魁强调，透过这些建筑，可以知道曾经发生的事情，「像星巴克还可回推至茶铺的时代。」建筑保留下来，「我们才能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是怎麽过生活。如果没了房子，连讲故事、回忆的空间都没有。」苏硕斌表示。
尽管重庆南路已不复几十年前的书店盛况，苏硕斌直言，「比起『书街』，更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书的人、来吸收书中精华的读者。」爱书的人们，给了都市风景丰富的意义。我们需要保存城市里的证据，需要给更多读者火热的求知慾，如此，则不需伤感「书街不再」了。
文ーLooky Kao
摄影ー郑弘敬
图ー国家图书馆
这片文学森林是从何时开始萌芽？跟着合着《台北城中故事 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散步》的苏硕斌、凌宗魁，回顾重庆南路的启蒙光景。
《台北城中故事 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散步》一书以重庆南路为核心，考究台北城历经不同政权治理下带来的现代发展和空间变化。从前有间新高堂
故事得从村崎长昶的「新高堂书店」说起，站在重庆南路上，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苏硕斌回头望向新高堂书店原址，「重庆南路成为书街，中间有很有趣的历史转折。」因为新高堂在1904年嗅到民众对日俄战争新闻的需求，大卖时事杂志，更进一步抢进教科书市场而成为富商。
1910年代，台北正在推动「市区改正」计画，逐步拆除了旧台北城墙，书店周边才出现了通透的现代空间，盖起了专卖局、州厅，新高堂也重新改建成如今与总统府相近的华丽红砖建筑。「改造後，270 坪，1楼是开放式的玻璃窗，消费者可以自由选购，完全是今日书店的原型。」无目的地信手翻阅、自由追寻，现在看来好像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极新颖的现代经验。
「新高堂1898年开张，1915年改建，这些时间点有特殊意义。」苏硕斌表示，改建之前，被城墙包围的台北城道路相当限缩，就像《台北城中故事》提及，不出几百公尺就会撞到城墙，很难在此地创造人流，「城墙拆光了，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来。」新高堂因地利之便创造的商机，开始吸引同行书店聚集。
对学生时代的两人而言，重庆南路是购买参考书、找资料的好地方。我们的重庆南路阅读经验
时间拉到二次大战後，原本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再度限缩，书街成了文化突围的破口。毕业後来台北念大学的苏硕斌，一来台北就到大陆书店买学长姐推荐的英汉辞典。那是「禁书」已逐渐解禁的时代，诗人周梦蝶还在明星咖啡馆楼下活成传奇，早一辈作家口中兜售禁书的书报摊依旧，苏硕斌说，「那时候想吸收书店所没有的东西，就是去书报摊。」书报摊表面上摆些八卦杂志，要突破老板的防御心才能更进一步看到禁书，门槛很高。语气带些遗憾，「我没有生得更早。」想见证书报摊最兴盛的时刻，只能从作家邱坤良或杨照的回忆录中一窥究竟。
高中就读美术班的建筑文资工作者凌宗魁都会到书店找资料。除了重庆南路，也去光华桥下、牯岭街周边等地挖宝。不光是书，他说，「以前还会去重庆南路的秋海棠DVD 店找欧洲电影。」他感叹数位化时代来临，新世代获得知识的方式改变，受到影响的实体店面离开1 楼黄金店面，这些隐身在楼上的老书店，以及坐在店里等待客人的老板们，「可能也成为一个传奇了。」
 苏硕斌，现任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台湾大学台文所教授。着有《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近年致力推动台湾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创新结合。 |  凌宗魁，致力於建筑史与文化资产保存研究，着有《福尔摩沙的西洋建筑想像》等作品，现为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副编审。 |
从书街到旅馆街
稍加留意重庆南路两侧建筑，除了银行、办公大楼，很容易注意到近几年冒出的青年旅馆。不少人感伤书街已远，两人却认为城市有其肌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使用」都市的方法。苏硕斌说，「书街是战後50 年代至70 年代中才特有的风景。」日本时代的重庆南路上有书店、有旅馆，现今星巴克的位置当时是茶铺，旁边是相机店，是「复合式商业区」。
（图／国家图书馆）其实早在日本时代，这附近就有许多高级旅馆。凌宗魁指出，这些旅馆的空间型态相当有趣，「他们做出西洋式的立面，可是为了接待日本人，後面是日式空间。」这是那个时期的特色，而且只在台湾看得到。战後上海帮来了，这些旅馆又变成上海式澡堂，「我高中时在城中市场里面还曾看过，很多老大爷光着身子，但是外面在卖菜，觉得很魔幻。」
位於重庆南路、衡阳路交叉口的东方大楼，前身是重庆南路上第一家现代书店「新高堂」。书街的诞生参杂历史偶然，但书街风景的消逝未必如此。1983年，第一家金石堂书店成立，象徵书店进入崭新的时代。苏硕斌说，「金石堂是门市，不是出版社。过去书街会在重庆南路，是因为出版跟销售绑在一起，因此出版社需要设立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两者分开後，出版社可以自由设点，再把书交给通路业者规画贩售，重庆南路上的书店和出版社也因此开始扩散。
重庆南路上的一栋栋建筑，承载了书街及更早之前的记忆。凌宗魁强调，透过这些建筑，可以知道曾经发生的事情，「像星巴克还可回推至茶铺的时代。」建筑保留下来，「我们才能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是怎麽过生活。如果没了房子，连讲故事、回忆的空间都没有。」苏硕斌表示。
尽管重庆南路已不复几十年前的书店盛况，苏硕斌直言，「比起『书街』，更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书的人、来吸收书中精华的读者。」爱书的人们，给了都市风景丰富的意义。我们需要保存城市里的证据，需要给更多读者火热的求知慾，如此，则不需伤感「书街不再」了。
文ーLooky Kao
摄影ー郑弘敬
图ー国家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