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记忆群像，台北城内的同爱与文学— 诗人 罗毓嘉 × 散文作家 谢凯特(台北画刊109年5月)发布日期：20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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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合法化届满一周年的前夕，回首同性相恋的漫漫历程，文学始终走得很前面。二二八和平公园里彼此交换的心情；男校的课堂之间，隐晦幽微的日常动心，都早在台湾的「同志文学」分类诞生前，就潜伏在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书写中。透过文学书写者罗毓嘉和谢凯特的畅谈，彷佛重新梳理了两人作为写作者的创作历程，也看见他们落脚於台北的性别脉络与文学启蒙。
远远近近的台北关系
宜兰人，高雄出生、台北长大，是罗毓嘉对自己的座标定位，「我从小都住在台北市很市中心的地方。国、高中阶段家住古亭，当时我念建中，我姐念北一女，後来我姐考上台大，我们全家就搬到台大附近。」因为始终生活在他口中「基隆河以南到公馆，淡水河以东到信义区」的「台北市蛋黄区」，罗毓嘉的台北记忆和书写，热切鲜明更带点刺激。
他回忆起1999 年升上高中时，城中的气氛自由，两厅院是艺术体验的开端，穿过植物园就能到西门町约会。那时，建中的BBS上刚成立了MOTSS 版（Member of the SameSex），「有超过十届的毕业学长，都回去注册帐号，大家就在上面分享生活。」那算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同志社群。而除了线上交流，那时还在校的建中生也会在中午时段，相约校园花圃前或回廊上聚会聊天。「然後下课後明明要补习，却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园约会。」罗毓嘉坦率地大笑着说，从90 年代的最後到21 世纪初，整个台北都是他的约会圣地。而写作是罗毓嘉梳理自身的方式，从隐晦的性别摸索，到大方书写生命中幽微的种种，化为线上的文字、纸上的诗句，缓缓道来。
「建中人都很爱去二二八，没有真的要去补习的意思欸！」一旁听着的谢凯特冷不防地吐嘈。如果说罗毓嘉代表着某种城中心的明快感，那谢凯特相对宁静内敛的特质，就更接近他在〈开车进不了台北城〉一文中，对於城市疏离感的自陈。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湖人，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风华，他印象中的台北，更多是浸泡在图书馆里、遥望着基隆河的彼岸，灯火通明。「以前觉得，内湖是边缘的，台北车站跟西门町才是台北。後来高中念松山高中，那算是我第一次进入台北热闹的地方。」谢凯特认真地描述。於是，游走在地理与心理意义上的双重边缘，他似乎更习惯书写幽微而深邃的情感，「像我在写《我的蚁人父亲》就是很边缘的，我爸妈是工人，在台北是很边缘的族群；我是同志，也是某种边缘。而这些边缘族群，不断地探测，试图想理解对方的心情，那样很美、又很迂回的东西，是我在《我的蚁人父亲》中所希望呈现的。」
二二八和平公园是罗毓嘉求学时期的约会记忆场域。
文学作为性别的启蒙途径
看来一动一静的两人相差两岁，其实座落的时代相去不远。在性别意识不算普及的青年时光中，身分认同对於细敏的灵魂而言，是个需要费力辩证的长期抗战。「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喜欢看男生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当你意识到，别的男生都在看女生，但你看的都是男生，你会觉得自己很奇怪。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其实你这样也是很OK 的。」罗毓嘉解释。谢凯特也若有所思地接着补充，「那时候的学校其实满封闭的，所以当我读到邱妙津，先是《鳄鱼手记》，再读《蒙马特遗书》，我觉得很安慰，因为有一个人也一直在辩证这种『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事』的状态。」而这也正是他心中文学的任务所在⸺给予共感，并且给出一种不同的时代论述。
谢凯特认为，许多的观念和价值都是被论述出来的，「你怎麽讲它，那个年代就会怎麽相信它。我觉得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关乎我们如何把一个观念变得日常、普通化。我觉得拿笔或是说话的人都有某种话语权，拥有阐述以及定义的能力。」时光无法重来，但文学却可作为一种私密对话的方式，让人们能藉由诗、散文、电影和戏剧，方方面面地重构同志群像，反覆进行诠释、表述与深度理解。
而聊起文学作为一种时空的再现，罗毓嘉缓缓地说起自己第一次接触同志主题作品时的感受，「我高一就看《孽子》，那时候也喜欢去二二八，《孽子》就是在写新公园（二二八和平公园旧称）的故事，所以就觉得跟自己很贴近。虽然中间的时空相差了十七、十八年左右（该书出版於1983 年），而且白先勇写的可能是70 年代末期的故事，实际上我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那麽压抑，但那个空间就是大家都会分享生活中苦水的地方。」
因为这般穿越时空的共鸣，对罗毓嘉来说，与其把这些作品化约为「台北同志文学」的范畴，还不如好好享受这些历史场景在文学和现实脉络中交互参照的乐趣。「文学留下了时代的某个场景，当你进入场景时，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再诠释这个空间，这是我自己觉得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他的话已说完，但深刻的感触还在所有人的脑中缓慢发酵。
从自身出发的书写体例
有人说，他们在为台北、乃至於台湾的同志书写，但两人不约而同淘气地说，写作是一种成长的自我纪录，无关乎他者或是外界的任何标签，「分类和标签，或许是方便大众辨认的指南，但是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没有人在想这些啦！我觉得我写了很多都是成长文学，从学生时代到成为上班族；从失败的恋爱到长期稳定的关系。一直会经历很多不同的排列，只是我的基础身分是建立在我是同志、记者、我妈妈的儿子，所以当然会有一部分是关於『我的恋爱对象是男生』这件事。」罗毓嘉认真地分析，接着又一如往常地开起玩笑说，比起同志文学的分类，自己应该比较适合美女文学，或是人妻文学才对。
文学的议题来自於生活，生活源於人本，或许作者与读者身处不同时空，然而当场景触动到生活、成长历程中相近的某一面，故事便能跨越时空，连结起边缘的、难以触及的微小议题。谢凯特补充道，「同志议题出现在文学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像得更早，只是用很隐晦的方式呈现，在向田邦子的作品里，可能会写到妻子意识到丈夫和下属有奇妙的关系；到更後来，我们这些作者，愿意直接并且诚实地书写，我会觉得，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分类，但当这个社会更成熟，我会希望这个标签越小、越不重要，越好。」因为到头来，生活在这个城市，无论立基於怎样的性别基础，成长与恋爱都是如此寻常。「当然，我希望标签完全消失的那天可以很早到来。」谢凯特笑着说，「不过，我也想跟台北说：慢慢来没关系，不需要总是给自己考100 分的压力。」 像是春日的暖阳一般，两人暖和地微笑回应。
生命历程中，有多部作品影响他们至深，如《鳄鱼手记》、《天河撩乱》等，是两人以文学书写、关注同志族群的启蒙。
文—Ani Syu．摄影—KRIS KANG
远远近近的台北关系
宜兰人，高雄出生、台北长大，是罗毓嘉对自己的座标定位，「我从小都住在台北市很市中心的地方。国、高中阶段家住古亭，当时我念建中，我姐念北一女，後来我姐考上台大，我们全家就搬到台大附近。」因为始终生活在他口中「基隆河以南到公馆，淡水河以东到信义区」的「台北市蛋黄区」，罗毓嘉的台北记忆和书写，热切鲜明更带点刺激。
他回忆起1999 年升上高中时，城中的气氛自由，两厅院是艺术体验的开端，穿过植物园就能到西门町约会。那时，建中的BBS上刚成立了MOTSS 版（Member of the SameSex），「有超过十届的毕业学长，都回去注册帐号，大家就在上面分享生活。」那算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同志社群。而除了线上交流，那时还在校的建中生也会在中午时段，相约校园花圃前或回廊上聚会聊天。「然後下课後明明要补习，却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园约会。」罗毓嘉坦率地大笑着说，从90 年代的最後到21 世纪初，整个台北都是他的约会圣地。而写作是罗毓嘉梳理自身的方式，从隐晦的性别摸索，到大方书写生命中幽微的种种，化为线上的文字、纸上的诗句，缓缓道来。
「建中人都很爱去二二八，没有真的要去补习的意思欸！」一旁听着的谢凯特冷不防地吐嘈。如果说罗毓嘉代表着某种城中心的明快感，那谢凯特相对宁静内敛的特质，就更接近他在〈开车进不了台北城〉一文中，对於城市疏离感的自陈。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湖人，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风华，他印象中的台北，更多是浸泡在图书馆里、遥望着基隆河的彼岸，灯火通明。「以前觉得，内湖是边缘的，台北车站跟西门町才是台北。後来高中念松山高中，那算是我第一次进入台北热闹的地方。」谢凯特认真地描述。於是，游走在地理与心理意义上的双重边缘，他似乎更习惯书写幽微而深邃的情感，「像我在写《我的蚁人父亲》就是很边缘的，我爸妈是工人，在台北是很边缘的族群；我是同志，也是某种边缘。而这些边缘族群，不断地探测，试图想理解对方的心情，那样很美、又很迂回的东西，是我在《我的蚁人父亲》中所希望呈现的。」
二二八和平公园是罗毓嘉求学时期的约会记忆场域。文学作为性别的启蒙途径
看来一动一静的两人相差两岁，其实座落的时代相去不远。在性别意识不算普及的青年时光中，身分认同对於细敏的灵魂而言，是个需要费力辩证的长期抗战。「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喜欢看男生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当你意识到，别的男生都在看女生，但你看的都是男生，你会觉得自己很奇怪。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其实你这样也是很OK 的。」罗毓嘉解释。谢凯特也若有所思地接着补充，「那时候的学校其实满封闭的，所以当我读到邱妙津，先是《鳄鱼手记》，再读《蒙马特遗书》，我觉得很安慰，因为有一个人也一直在辩证这种『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事』的状态。」而这也正是他心中文学的任务所在⸺给予共感，并且给出一种不同的时代论述。
谢凯特认为，许多的观念和价值都是被论述出来的，「你怎麽讲它，那个年代就会怎麽相信它。我觉得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关乎我们如何把一个观念变得日常、普通化。我觉得拿笔或是说话的人都有某种话语权，拥有阐述以及定义的能力。」时光无法重来，但文学却可作为一种私密对话的方式，让人们能藉由诗、散文、电影和戏剧，方方面面地重构同志群像，反覆进行诠释、表述与深度理解。
而聊起文学作为一种时空的再现，罗毓嘉缓缓地说起自己第一次接触同志主题作品时的感受，「我高一就看《孽子》，那时候也喜欢去二二八，《孽子》就是在写新公园（二二八和平公园旧称）的故事，所以就觉得跟自己很贴近。虽然中间的时空相差了十七、十八年左右（该书出版於1983 年），而且白先勇写的可能是70 年代末期的故事，实际上我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那麽压抑，但那个空间就是大家都会分享生活中苦水的地方。」
因为这般穿越时空的共鸣，对罗毓嘉来说，与其把这些作品化约为「台北同志文学」的范畴，还不如好好享受这些历史场景在文学和现实脉络中交互参照的乐趣。「文学留下了时代的某个场景，当你进入场景时，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再诠释这个空间，这是我自己觉得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他的话已说完，但深刻的感触还在所有人的脑中缓慢发酵。
从自身出发的书写体例
有人说，他们在为台北、乃至於台湾的同志书写，但两人不约而同淘气地说，写作是一种成长的自我纪录，无关乎他者或是外界的任何标签，「分类和标签，或许是方便大众辨认的指南，但是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没有人在想这些啦！我觉得我写了很多都是成长文学，从学生时代到成为上班族；从失败的恋爱到长期稳定的关系。一直会经历很多不同的排列，只是我的基础身分是建立在我是同志、记者、我妈妈的儿子，所以当然会有一部分是关於『我的恋爱对象是男生』这件事。」罗毓嘉认真地分析，接着又一如往常地开起玩笑说，比起同志文学的分类，自己应该比较适合美女文学，或是人妻文学才对。
文学的议题来自於生活，生活源於人本，或许作者与读者身处不同时空，然而当场景触动到生活、成长历程中相近的某一面，故事便能跨越时空，连结起边缘的、难以触及的微小议题。谢凯特补充道，「同志议题出现在文学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像得更早，只是用很隐晦的方式呈现，在向田邦子的作品里，可能会写到妻子意识到丈夫和下属有奇妙的关系；到更後来，我们这些作者，愿意直接并且诚实地书写，我会觉得，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分类，但当这个社会更成熟，我会希望这个标签越小、越不重要，越好。」因为到头来，生活在这个城市，无论立基於怎样的性别基础，成长与恋爱都是如此寻常。「当然，我希望标签完全消失的那天可以很早到来。」谢凯特笑着说，「不过，我也想跟台北说：慢慢来没关系，不需要总是给自己考100 分的压力。」 像是春日的暖阳一般，两人暖和地微笑回应。
生命历程中，有多部作品影响他们至深，如《鳄鱼手记》、《天河撩乱》等，是两人以文学书写、关注同志族群的启蒙。 |  |
| 罗毓嘉，诗人，红楼诗社出身。着有诗集《婴儿宇宙》、散文集《乐园舆图》等，曾获文学奖若干。 | 谢凯特，作家，曾任儿童刊物编辑，说故事志工。着有散文集《我的蚁人父亲》、《普通的恋爱》。 |
文—Ani Syu．摄影—KRIS K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