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畫刊106年6月第593期—知識殿堂 找尋學習的快樂 南陽街 締造補習效應與文化發佈日期：201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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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書包，走往知識的殿堂，台灣學子們的學習之路，不單單只是邁向正規的學校教育，學校下課鐘聲響後，許多人成群結伴地再走往補習班。補習文化的盛行與多元，成為台灣最特殊的風景，而位於台北市中正區的南陽街，更是全台補習文化的起點。
▲1960年代後，補習事業崛起，許多補習班自南陽街發散至其他周邊街道，形成今日台北火車站的補習文化。（攝影／梁忠賢）
趣味教學引領補習風潮
談起台灣補習文化的熱烈，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總幹事張浩然認為，這全是源自於補習班老師們的用心。他以自己的兒子為例，「當年兒子在國中時期每一科都不及格，直到升上高中後，到數學補習班加強進修，才短短3個月，他的數學突飛猛進，甚至還成為班上的數學小老師。」
張浩然認為，快樂學習很難做到，因為任何學習都有壓力，但「學習快樂」並不難辦到，補習班即以此為亮點，不僅教學方式多元有趣，老師們也常結合生活案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舉例，讓學生快速理解。「專業的補習班老師甚至能在上課的10分鐘內，就能吸引所有學生的目光，讓他們每堂課都想來上。」
▲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總幹事張浩然認為，補習班以「學習快樂」為教學亮點，吸引學生前來聽課。（攝影／梁忠賢）
名師的成功絕非偶然，而是源自他們的認真、用心、用功。補教界師資在教學程度上多為漸進式，先是自國中開始教學，有了一定程度之後，再往上教四技二專、高中，不斷地累積教學經驗、台風、調整課外閒聊的時間比例；自1980年代開始，補教界也展開師徒制度，即將出道的老師跟隨名師學習，師父在台上講課，徒弟在台下聽，甚至錄音鑽研，一代傳承一代，也讓補習事業得以承先啟後，不斷地往前邁進。
那個屬於考大學的年代
台灣補習文化始於1960年代，時值全面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小學升國中、國中考高中的人數遽增，除了升學壓力、分班制度、大學錄取率低等因素，加上經濟起飛，透過教育脫貧為其圭臬，因此補習人口逐年增加。
南陽街的位置靠近台北火車站與公路樞紐，加上當時優異師資幾乎集中於此，許多中南部的重考生因此離鄉背井來到台北，租賃附近的小套房、小雅房暫時棲身，展開長達數月至數年的補習生活。
▲1970至1980年代間，許多補習班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崛起，將補習事業推向最高峰。（攝影／梁忠賢）
在建國補習班拿下第1張營業執照，並選擇在南陽街開業之後，專為升學設計的補習班自此即以企業化、店鋪化型態，如雨後春筍般在這條街上陸續開設。由於南陽街並不長，無法容納之下，補習班紛紛以此為起點，逐漸擴散至周邊的館前路、信陽街、公園路、許昌街等，形成了著名的補習商圈。
在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任職逾35年的張浩然，談起當時最風光的盛況時這麼說：「1970至1980年代間，堪稱是補習事業的最高峰，全台北重考班有48家，南陽街占了將近五分之四，甚至還有一家重考班，學生人數高達3萬人，非常驚人！」當年重考班蔚為大宗，然而也有不同屬性的班別在此設置，儒林補習班主打重考班，四技二專多選擇北一補習班、考托福則非美加文教莫屬⋯⋯，一條街道上各式補習班林立，促使台灣的補習風氣蓬勃茁壯。
而補習所帶來的人潮，也逐漸發展出街廓生機，尤其飲食攤商更是受益，無論是信陽街的早餐店、公園路上的飯糰、許昌街的臭豆腐，抑或是自助餐等，豐富多元的美食小點，是補習班學生在苦讀中最溫暖的慰藉。每逢中午與晚上的用餐時間來到南陽街，人潮多到都還得側身走路呢！
E化教學讓學習無所限制
隨著時代演進，教育環境與政策的轉變，考上大學已不再是極高的門檻，而交通便利也讓各地師資逐漸充裕，中南部學生拎著皮箱北上苦讀的畫面已不復見，大學重考班也不再是各補習班的招生重點，在全國重考班人數不超過3,000人的環境下，南陽街並不因此而式微，補習風向隨著時代演進，開始以各國語文、英數資優、公務人員考試、外交特考等重點式教育為潮流。
實體與虛擬的相輔相成，也成為補教界的未來趨勢。面對面的教學方式之外，為了讓臨時有事無法上課的孩子能趕上進度，透過E化線上學習，無論是在補習班或家裡，只要戴上耳機就能輕鬆透過電腦補課，甚至還有補習班貼心架設題庫網，讓學生不必再辛苦找尋考古題，只要輕點滑鼠，就能瀏覽利用。此外，早年補習班對於學生的管理較為自由，衍生出許多翹課情事，為使家長安心，許多補習班採打卡制，學生刷卡上下課，出勤訊息就會在第一時間透過簡訊通知家長，考試成績也比照辦理。
南陽街的發展歷史僅有短短50餘年，然而它的興起與轉型，見證著台灣教育的變化，獨樹一格的補教生態，推動著教育大步跨前，許多人也因為教育的成功，得以完成人生夢想，南陽街是台灣補教的起點，亦是追求夢想的園地。
文／凃心怡
攝影／梁忠賢
▲1960年代後，補習事業崛起，許多補習班自南陽街發散至其他周邊街道，形成今日台北火車站的補習文化。（攝影／梁忠賢）趣味教學引領補習風潮
談起台灣補習文化的熱烈，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總幹事張浩然認為，這全是源自於補習班老師們的用心。他以自己的兒子為例，「當年兒子在國中時期每一科都不及格，直到升上高中後，到數學補習班加強進修，才短短3個月，他的數學突飛猛進，甚至還成為班上的數學小老師。」
張浩然認為，快樂學習很難做到，因為任何學習都有壓力，但「學習快樂」並不難辦到，補習班即以此為亮點，不僅教學方式多元有趣，老師們也常結合生活案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舉例，讓學生快速理解。「專業的補習班老師甚至能在上課的10分鐘內，就能吸引所有學生的目光，讓他們每堂課都想來上。」
▲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總幹事張浩然認為，補習班以「學習快樂」為教學亮點，吸引學生前來聽課。（攝影／梁忠賢）名師的成功絕非偶然，而是源自他們的認真、用心、用功。補教界師資在教學程度上多為漸進式，先是自國中開始教學，有了一定程度之後，再往上教四技二專、高中，不斷地累積教學經驗、台風、調整課外閒聊的時間比例；自1980年代開始，補教界也展開師徒制度，即將出道的老師跟隨名師學習，師父在台上講課，徒弟在台下聽，甚至錄音鑽研，一代傳承一代，也讓補習事業得以承先啟後，不斷地往前邁進。
那個屬於考大學的年代
台灣補習文化始於1960年代，時值全面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小學升國中、國中考高中的人數遽增，除了升學壓力、分班制度、大學錄取率低等因素，加上經濟起飛，透過教育脫貧為其圭臬，因此補習人口逐年增加。
南陽街的位置靠近台北火車站與公路樞紐，加上當時優異師資幾乎集中於此，許多中南部的重考生因此離鄉背井來到台北，租賃附近的小套房、小雅房暫時棲身，展開長達數月至數年的補習生活。
▲1970至1980年代間，許多補習班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崛起，將補習事業推向最高峰。（攝影／梁忠賢）在建國補習班拿下第1張營業執照，並選擇在南陽街開業之後，專為升學設計的補習班自此即以企業化、店鋪化型態，如雨後春筍般在這條街上陸續開設。由於南陽街並不長，無法容納之下，補習班紛紛以此為起點，逐漸擴散至周邊的館前路、信陽街、公園路、許昌街等，形成了著名的補習商圈。
在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任職逾35年的張浩然，談起當時最風光的盛況時這麼說：「1970至1980年代間，堪稱是補習事業的最高峰，全台北重考班有48家，南陽街占了將近五分之四，甚至還有一家重考班，學生人數高達3萬人，非常驚人！」當年重考班蔚為大宗，然而也有不同屬性的班別在此設置，儒林補習班主打重考班，四技二專多選擇北一補習班、考托福則非美加文教莫屬⋯⋯，一條街道上各式補習班林立，促使台灣的補習風氣蓬勃茁壯。
而補習所帶來的人潮，也逐漸發展出街廓生機，尤其飲食攤商更是受益，無論是信陽街的早餐店、公園路上的飯糰、許昌街的臭豆腐，抑或是自助餐等，豐富多元的美食小點，是補習班學生在苦讀中最溫暖的慰藉。每逢中午與晚上的用餐時間來到南陽街，人潮多到都還得側身走路呢！
E化教學讓學習無所限制
隨著時代演進，教育環境與政策的轉變，考上大學已不再是極高的門檻，而交通便利也讓各地師資逐漸充裕，中南部學生拎著皮箱北上苦讀的畫面已不復見，大學重考班也不再是各補習班的招生重點，在全國重考班人數不超過3,000人的環境下，南陽街並不因此而式微，補習風向隨著時代演進，開始以各國語文、英數資優、公務人員考試、外交特考等重點式教育為潮流。
實體與虛擬的相輔相成，也成為補教界的未來趨勢。面對面的教學方式之外，為了讓臨時有事無法上課的孩子能趕上進度，透過E化線上學習，無論是在補習班或家裡，只要戴上耳機就能輕鬆透過電腦補課，甚至還有補習班貼心架設題庫網，讓學生不必再辛苦找尋考古題，只要輕點滑鼠，就能瀏覽利用。此外，早年補習班對於學生的管理較為自由，衍生出許多翹課情事，為使家長安心，許多補習班採打卡制，學生刷卡上下課，出勤訊息就會在第一時間透過簡訊通知家長，考試成績也比照辦理。
南陽街的發展歷史僅有短短50餘年，然而它的興起與轉型，見證著台灣教育的變化，獨樹一格的補教生態，推動著教育大步跨前，許多人也因為教育的成功，得以完成人生夢想，南陽街是台灣補教的起點，亦是追求夢想的園地。
文／凃心怡
攝影／梁忠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