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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書店門樓為仿巴洛克式風格，在日治時期更是從重慶南路頭一直往總督府方向連續性延伸開來。（魚夫繪）

1990年以前，如果從忠孝西路往南走向重慶南路，在1段18號會遇見「臺灣書店」門市部，這四間寬的紅磚建築，門樓為美麗的仿巴洛克式風格，在日治時期更是連續性地從重慶南路頭一直往總督府方向延伸，左右爭奇鬥艷，彷彿走在歐洲的街道上。

 

1911年臺北城歷經一場風災大水，街屋倒塌3,000多間，總督府採納了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等人的建議，藉此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市區改正計畫，責成野村一郎來統籌所有事宜。野村一郎（1868-1942）於1904年1月18日出任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職司全島建築事業，並擔任總督府廳舍建築設計審查委員及新建工程工事主任、市區計畫委員等，他的經典作品現在仍然看得到，包括襄陽路的「臺灣博物館」（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台北賓館」（原臺灣總督官邸）等。
 

1912年起，野村著手進行家屋改建設計，當時先確立兩大方針：一為制定道路寬度，府後街（現館前路）較為寬敞，為10.8公尺，府前街（現重慶南路）則為9.3公尺；其次為規劃人車分流的「亭仔腳」（騎樓）統一為寬兩間（3.3公尺），並率領所有技師、技士日夜繪製街屋工程圖，焚膏繼晷在半年之內完成。
 

所有工程為避免個別委託營造業者承包造成品質良莠不齊，乃委請「臺灣建物會社」與由32名「請負」（包工營造商）會員所組成的「臺北土木建築請負人組合」進行磋商，並解決向臺灣銀行低利融通貸款周轉等問題，最後總計融資74餘萬圓，興建家屋233戶，成為殖民地都市更新計畫之標竿，從此不只臺灣各地市區改正計畫紛紛仿效，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後，東京的重建更是派人前來取經。
 

80年代初，我在台北念大學時還看得到「臺灣書店」，印象中，正面欠缺保養已呈破舊，紅磚部分塗著斑駁的水泥，後頭的房子改建成現代樓房，亭仔腳堆滿雜物，寸步難行，不知她原是情繫戰前、戰後兩代學生最大的教科書門市部。
 

臺灣書店的前身為日治時期的「總督府臺灣書籍株式會社」，隸屬總督府文教局，承攬教科書籍編印與發行工作，戰後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先更名為「教科書總批發所」，再改組為「臺灣書店」，極盛時期每年印製國民小學教科書約5,000萬冊。從1949年之後，台灣教科書由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這當然不符合民主社會多元化的期待，1994年起，教育部調整教科書政策，逐年將中小學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版本改為民間審定本，許多出版社都來搶食大餅，1996學年度，教科書出版政策全面開放，臺灣書店的日子就不好過了，2002年實在經營不下去了，隔年遭裁併而結束營業。
 

整條重慶南路書店街，以臺灣書店和新高堂書店（戰後的東方出版社）故事最多，所以1989年被政府指定為「重要紀念性建築」之列，卻仍遭拆除，所幸拆除前已完成測繪保存工作，現製作了一副1/50模型與招牌，存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供人參觀，令人不勝唏噓。
 

 

▲1990年拆除重建的臺灣書店在日治時期為總督府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現為旅社。（魚夫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