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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下的喧嚣历史—大安森林公园的抗争场景(台北画刊1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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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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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规模有别,位於台北精华区域的大安森林公园,仍有纽约中央公园的架式,担当起「都市之肺」,大片绿地结合四周宽阔的人行空间,让这座被年轻人昵称为「安森」的公园,在川流熙攘的街头,打造出让人稍事喘息、重新调整脚步的绿洲。


然而,倘若一页页翻开大安森林公园的过去,在这平静外表下,其实曾激荡过无数的对立和喧嚣。

如同台北许多可长可久的规画,大安森林公园也脱胎自日本时期的设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受到德国「都会公园」观念的影响,官方将公园的设置视为近代化的关键工程之一,连带影响对殖民地都市的构思,从初期的圆山公园、台北新公园开始,日本政府计画在台北筹设17座大型都会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即当时的7号公园预定地,是日人未尽的「公园梦」之一,虽然只完成7座,但也展现了绿化城市的企图。

多数人大概都难以想像,今日寸土寸金的大安区,在日治时期是地处市郊的农业区,遍布田野和竹林,这也是规画为公园的原因。战後国民政府迁台,如何腾出居住空间给一同迁来的国军眷属,成为棘手的难题,大安区大片空地遂成为解答之一。随着部分军眷安置於此,地景开始改变,即使政府三令五申延续7号公园的规画,却始终因为迁移问题而迟迟无法实现。
到了1960年代,民间甚至有就地合法,变更公园用地,改建住宅大楼的主张。市府虽然顶住压力,但住户早已落地生根,拆迁补偿的费用使兴建成本不断膨胀,在1970年代初就已需要高达6至7亿的预算,1980年代又有人主张将这片土地改建成大型体育馆,虽然结论仍是维持公园的原议,但动工依旧遥遥无期。

直到1990年黄大洲市长上任,才开始大刀阔斧解决大安森林公园的难题。数十年的延宕,公园的兴建面临艰巨的挑战,预定地上除了2,000多户的合法民宅、军眷村,以及违章住户,还有类似像台北国际学舍这样的文教机构。因此,直接影响住户权益的迁移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适巧解严之後,人民权利意识抬头,以「自力救济」为名走上街头,已是日常风景,当地居民便以静坐抗议表达不满。面对层层阻碍,市府仍坚持既定时程,於1993年青年节局部开园。

正当拚命赶工之际,又爆发另一场风波,预定地上有一尊由大雄精舍树立的观音像,出自艺术大师杨英风之手,对於这尊塑像是否留置或迁移,引起各方议论。最终,还是由艺术角度加以解决,让观音像以「文化艺术品」留在原址,不得举行宗教仪式,淡化信仰色彩,观音像事件才告一段落。工程进行到最後一刻,虽然还有许多未尽之处,终究在时限内如期揭幕。

随着时间经过,公园逐渐成为台北市不可或缺的绿地。在经历更多大型活动後,人们也对当年市府的决策有了不同的体悟。比起今日的祥和宁静,大安森林公园那骚动的过去或许更该被记忆,尤其当类似的情事在都市转变的过程中反覆上演,「安森」的诞生故事是值得参考的借镜。

这段过去提醒着,当我们流连於大安森林公园,享受这片难得的城市幽静时,以这抹鲜绿替身心灵重新充电的同时,切莫把这都市绿洲视为理所当然,认知到公园得来不易,除了更加珍惜现有的美好,也更有替未来争取绿地的觉悟和决心,让繁华的台北市能更自由自在地呼吸,成为一座绿色的城市。
如今绿意盎然的大安森林公园,已成为城市绿洲,但过去的故事依旧值得被记录下来,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翁稷安历史学学徒,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专长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大众史学、数位人文学。专栏文章散见於《Openbook閲读志》、《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网》。

翁稷安
历史学学徒,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专长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大众史学、数位人文学。专栏文章散见於《Openbook閲读志》、《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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