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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咖啡廳 一段時代 (台北畫刊1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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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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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著自己的台北咖啡廳地圖,按照心情在不同的咖啡廳工作與閱讀。近來所選的咖啡館似乎都有一些特性,它們不是時下講究單品咖啡的時髦咖啡廳,而是帶點歷史的痕跡,這些痕跡或許來自於它的建築、故事或是時代性。

以歷史來說,台北人對於咖啡廳的初體驗,可以從1935年「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看見「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及「明治」等店家的位置,大都聚集在大稻埕附近。除了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聚集在咖啡廳,民國初年的文人郁達夫在1936年底造訪台灣時,也曾在「明治」喫茶店與台灣當時的文人聚會。當時的台北,成為日本南方的都會,咖啡廳這些現代性的初體驗也在台北知識分子間傳播開來。

戰後由於長期的戒嚴,文化界與知識分子轉趨保守,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在咖啡廳談的是「純」文學,免得和政治產生任何的關係。文人聚集的咖啡館主要圍繞於台北市中山堂周邊,「朝風」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路上。

在這麼多咖啡廳當中,又以「明星」的名氣最大。台灣戰後文學界的現代文學論戰,都有著「明星」的影子。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館〉中寫著:「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1960年代「明星」的情景,在白先勇筆下是一段年輕的美好回憶:「那時『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1960年代的文學活動大都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

當時的文人在「明星」中討論法國的存在主義,看著新浪潮的電影,聽著披頭四的音樂,欣賞超現實主義的畫作,享受著布爾喬亞的文化氛圍。然而,只要瞭解60年代在歐美發生的學生運動,就知道這些在「明星」當中的年輕人只是碰觸到當時西方文學、電影與藝術的皮毛。因為他們沒有觸及到戒嚴體制的一切,參與「明星」的除了陳映真外,也大都是具有追求生活品味和背景的作家。
▲雙層的點心盤,彷彿是舊時代的緬懷情調。(攝影/胡川安)

「明星」代表的是一個禁錮與高壓統治時代中,文人逃避時代現實,投入純粹文藝創作交流與發聲的場所,這些作家不問蒼生,只存在文字的世界。當台灣的社會力在解嚴後被釋放出來,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是發聲的地點,「明星」的歷史地位也走向了終點。

「明星」在1989年歇業,那時我只有十歲,自然不可能去過。高中時嗜讀一些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作品,對於「明星」也只能緬懷,當大學時我在台北車站附近走動,經常都是在附近的「秋海棠」消費大量的藝術電影,每當走過台灣省城隍廟時,看到對面的武昌街7號已經不是「明星」咖啡廳,而是居仁堂素食餐聽,台北的確如白先勇所說的「變得厲害」。2002年4月居仁堂大火,讓「明星」重回媒體的注意,也再度得到藝文界的關注,獲得重生的機會。

重生的「明星」咖啡廳,儘量依照當初的設計,俄羅斯風格依然。樸素暗紅的桌椅,在牆上裝置幾盞壁燈,簡單的窗簾和檯燈,沒有太多的繁瑣裝飾,呈現出安靜氣氛。我在這裡點了壺茶和雙層的點心,從中午一直坐到晚間,新的「明星」也有了無線網路設備。
一間咖啡廳 一段時代 (台北畫刊108年3月)▲重生的明星咖啡廳還保有些許過往的氣息。(攝影/高讚賢)

傍晚時,外面的台北市台灣省城隍廟亮燈,我看著窗外,又望著室內,感覺有點不搭,這似乎就是「明星」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它曾是青年感受60年代反體制、反權威思潮卻不敢反抗當時體制的場所。當台灣的政治禁忌逐漸打破,社會力展現出來了,它卻走向衰落。當「純」文學已經結束,網路語言與時代來臨,它成為對一個舊時代的緬懷。


胡川安
胡川安
生活中的歷史學家,喜歡從細節中理解時代、從生活中觀察歷史。目前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gushi.tw)網站主編,著有《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等書。

文/圖:胡川安、高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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