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寫作 流轉的作家白先勇(台北畫刊107年5月)發佈日期：201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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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曾說過台北是您的書寫座標，這座城市給您獨特的養分是什麼？
台北這座城市對我很重要，我少年時代從香港移居台灣，經歷了那樣輾轉的滄桑感，台北於我而言，猶如金陵。當我在台北書寫，就是「金陵回望」那樣的感情，時代不可抗拒、不可挽留且輾轉的情感，如此作為寫作的「場景」，那樣包括歷史、文化、一種「Drama」的感覺，影響了我個人的寫作。
我寫《寂寞的十七歲》時，故事裡的楊雲峰功課差，人也很彆扭，面對自己的性向很徬徨。其實，楊雲峰的原型是一個親戚，但楊雲峰內心的孤單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我內心很害怕，同學都是一夥一夥的，那時候我一下子從香港轉到台灣來，這裡的衣著、文化，跟我從前完全不一樣，語言也是新的。
因此，我在作品中多次引用〈烏衣巷〉（劉禹錫的七言絕句）：「朱雀橋頭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就是我的心情，千年前，西晉王朝從洛陽東遷至金陵；幾十年前，國民政府從金陵（今南京）東遷至台北，世代交替，歷史輪迴。
我覺得歷史上1949年的轉變，之於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如翻天覆地一般，鑄就了台北的滄桑。我覺得那種滄桑感，是我書寫的養分。我想，如果是一座年輕的城市，很難養成這樣的情感。
問：如何看文學和台北這座城市的關聯性？
我相信這次台北文學季之所以找我代言，多半是因為我著作《臺北人》的關係。不過，說真的，「桂林是我原來的地方，台北感情很深，好多親友在這裡，美國住了幾十年，有一定的attachment（連結），家在哪裡呢？文化才是我的家。」
▲台北之於白先勇，就像是個劇場，而他是生活在裡頭的人，文化是他的家。（攝影／林煒凱）
只因我自己最青春、美好的記憶都在台北，文學形塑的重要時期也是在此，因此我的寫作，無論背景在中國或美國，多半依附的是我在台北生活的場景，這樣說的話，我的許多感觸在台北發生，又或者流轉到台北那樣的情感跟隨著我。
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台北算是我的青春首都，也是我寫作的精神座標。從以前到現在，台北這座城市曾孕育出許多作家、詩人，許多文學篇章都依循這座城市的時代發展而誕生。
我一再強調的「場景」的重要性，因為，《臺北人》這樣一部作品，真正重要的，是背後的意義，而不是「此人」。就像《世說新語》這本鉅作，承載的是一個時代，而不是這座城市的誰。台北的文學發展，仰賴時代的變遷，與那種歷經滄桑的養分有所關聯，如此環環相扣，成就了這座城市書寫的骨架。
問：文學和文人怎麼透過城市互相孕育？
答：如同我之前說的，一座城市必須有累積，有其歷史文化及戲劇性，才能孕育出寫作的人。從我自己的時代來講，當時寫作的背景充滿禁忌，在戒嚴時代，很多題目是不能談的，以致於當時很多作家都透過寫作來對抗當時的權威。例如陳映真、王文興，我們在寫作上對應戒嚴的時空，都「不合乎傳統和社會體制」，當時我們這群人，透過寫作，尋找一種有別於當時歷史的，自由的、新的感受。
像是我寫《臺北人》以後，裡面提到的情節引發軍中有一些人批鬥這篇作品。像這樣的事情，現在不一定會發生。台北這個寫作的場景已經轉變，所以，未來台北產生的作家，當然也就不一樣。
以城市變遷來講，我覺得現在的台北已經要被重新定義了。現在台北不只經歷了1949年、戒嚴、解嚴，甚至還經歷了政黨輪替，時空完全被洗刷。在這種脈絡下，我認為現在作家的創作完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他們在寫作當中，沒有那麼多歷史、那麼多包袱，也因此，未來台北孕育出來的作家，將完全不同。
白先勇 1937年出生於廣西桂林。童年在桂林、南京、上海等地度過，1952年自香港移居台灣，插班建國中學，成大水利系、台大外文系畢業。和同為知名作家的同學王文興於1960年辦《現代文學》雜誌，1963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修習文學理論和創作研究。1965年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中國語文及文學，1994年自加州大學退休後，專心寫作。 |
文／編輯部
攝影／林煒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