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画刊106年6月第593期—知识殿堂 找寻学习的快乐 南阳街 缔造补习效应与文化发布日期：2017-06-16
5716
背着书包，走往知识的殿堂，台湾学子们的学习之路，不单单只是迈向正规的学校教育，学校下课钟声响後，许多人成群结伴地再走往补习班。补习文化的盛行与多元，成为台湾最特殊的风景，而位於台北市中正区的南阳街，更是全台补习文化的起点。
▲1960年代後，补习事业崛起，许多补习班自南阳街发散至其他周边街道，形成今日台北火车站的补习文化。（摄影／梁忠贤）
趣味教学引领补习风潮
谈起台湾补习文化的热烈，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总干事张浩然认为，这全是源自於补习班老师们的用心。他以自己的儿子为例，「当年儿子在国中时期每一科都不及格，直到升上高中後，到数学补习班加强进修，才短短3个月，他的数学突飞猛进，甚至还成为班上的数学小老师。」
张浩然认为，快乐学习很难做到，因为任何学习都有压力，但「学习快乐」并不难办到，补习班即以此为亮点，不仅教学方式多元有趣，老师们也常结合生活案例，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举例，让学生快速理解。「专业的补习班老师甚至能在上课的10分钟内，就能吸引所有学生的目光，让他们每堂课都想来上。」
▲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总干事张浩然认为，补习班以「学习快乐」为教学亮点，吸引学生前来听课。（摄影／梁忠贤）
名师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源自他们的认真、用心、用功。补教界师资在教学程度上多为渐进式，先是自国中开始教学，有了一定程度之後，再往上教四技二专、高中，不断地累积教学经验、台风、调整课外闲聊的时间比例；自1980年代开始，补教界也展开师徒制度，即将出道的老师跟随名师学习，师父在台上讲课，徒弟在台下听，甚至录音钻研，一代传承一代，也让补习事业得以承先启後，不断地往前迈进。
那个属於考大学的年代
台湾补习文化始於1960年代，时值全面实施9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升国中、国中考高中的人数遽增，除了升学压力、分班制度、大学录取率低等因素，加上经济起飞，透过教育脱贫为其圭臬，因此补习人口逐年增加。
南阳街的位置靠近台北火车站与公路枢纽，加上当时优异师资几乎集中於此，许多中南部的重考生因此离乡背井来到台北，租赁附近的小套房、小雅房暂时栖身，展开长达数月至数年的补习生活。
▲1970至1980年代间，许多补习班如雨後春笋般一一崛起，将补习事业推向最高峰。（摄影／梁忠贤）
在建国补习班拿下第1张营业执照，并选择在南阳街开业之後，专为升学设计的补习班自此即以企业化、店铺化型态，如雨後春笋般在这条街上陆续开设。由於南阳街并不长，无法容纳之下，补习班纷纷以此为起点，逐渐扩散至周边的馆前路、信阳街、公园路、许昌街等，形成了着名的补习商圈。
在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任职逾35年的张浩然，谈起当时最风光的盛况时这麽说：「1970至1980年代间，堪称是补习事业的最高峰，全台北重考班有48家，南阳街占了将近五分之四，甚至还有一家重考班，学生人数高达3万人，非常惊人！」当年重考班蔚为大宗，然而也有不同属性的班别在此设置，儒林补习班主打重考班，四技二专多选择北一补习班、考托福则非美加文教莫属⋯⋯，一条街道上各式补习班林立，促使台湾的补习风气蓬勃茁壮。
而补习所带来的人潮，也逐渐发展出街廓生机，尤其饮食摊商更是受益，无论是信阳街的早餐店、公园路上的饭团、许昌街的臭豆腐，抑或是自助餐等，丰富多元的美食小点，是补习班学生在苦读中最温暖的慰藉。每逢中午与晚上的用餐时间来到南阳街，人潮多到都还得侧身走路呢！
E化教学让学习无所限制
随着时代演进，教育环境与政策的转变，考上大学已不再是极高的门槛，而交通便利也让各地师资逐渐充裕，中南部学生拎着皮箱北上苦读的画面已不复见，大学重考班也不再是各补习班的招生重点，在全国重考班人数不超过3,000人的环境下，南阳街并不因此而式微，补习风向随着时代演进，开始以各国语文、英数资优、公务人员考试、外交特考等重点式教育为潮流。
实体与虚拟的相辅相成，也成为补教界的未来趋势。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之外，为了让临时有事无法上课的孩子能赶上进度，透过E化线上学习，无论是在补习班或家里，只要戴上耳机就能轻松透过电脑补课，甚至还有补习班贴心架设题库网，让学生不必再辛苦找寻考古题，只要轻点滑鼠，就能浏览利用。此外，早年补习班对於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衍生出许多翘课情事，为使家长安心，许多补习班采打卡制，学生刷卡上下课，出勤讯息就会在第一时间透过简讯通知家长，考试成绩也比照办理。
南阳街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50余年，然而它的兴起与转型，见证着台湾教育的变化，独树一格的补教生态，推动着教育大步跨前，许多人也因为教育的成功，得以完成人生梦想，南阳街是台湾补教的起点，亦是追求梦想的园地。
文／凃心怡
摄影／梁忠贤
▲1960年代後，补习事业崛起，许多补习班自南阳街发散至其他周边街道，形成今日台北火车站的补习文化。（摄影／梁忠贤）趣味教学引领补习风潮
谈起台湾补习文化的热烈，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总干事张浩然认为，这全是源自於补习班老师们的用心。他以自己的儿子为例，「当年儿子在国中时期每一科都不及格，直到升上高中後，到数学补习班加强进修，才短短3个月，他的数学突飞猛进，甚至还成为班上的数学小老师。」
张浩然认为，快乐学习很难做到，因为任何学习都有压力，但「学习快乐」并不难办到，补习班即以此为亮点，不仅教学方式多元有趣，老师们也常结合生活案例，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举例，让学生快速理解。「专业的补习班老师甚至能在上课的10分钟内，就能吸引所有学生的目光，让他们每堂课都想来上。」
▲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总干事张浩然认为，补习班以「学习快乐」为教学亮点，吸引学生前来听课。（摄影／梁忠贤）名师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源自他们的认真、用心、用功。补教界师资在教学程度上多为渐进式，先是自国中开始教学，有了一定程度之後，再往上教四技二专、高中，不断地累积教学经验、台风、调整课外闲聊的时间比例；自1980年代开始，补教界也展开师徒制度，即将出道的老师跟随名师学习，师父在台上讲课，徒弟在台下听，甚至录音钻研，一代传承一代，也让补习事业得以承先启後，不断地往前迈进。
那个属於考大学的年代
台湾补习文化始於1960年代，时值全面实施9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升国中、国中考高中的人数遽增，除了升学压力、分班制度、大学录取率低等因素，加上经济起飞，透过教育脱贫为其圭臬，因此补习人口逐年增加。
南阳街的位置靠近台北火车站与公路枢纽，加上当时优异师资几乎集中於此，许多中南部的重考生因此离乡背井来到台北，租赁附近的小套房、小雅房暂时栖身，展开长达数月至数年的补习生活。
▲1970至1980年代间，许多补习班如雨後春笋般一一崛起，将补习事业推向最高峰。（摄影／梁忠贤）在建国补习班拿下第1张营业执照，并选择在南阳街开业之後，专为升学设计的补习班自此即以企业化、店铺化型态，如雨後春笋般在这条街上陆续开设。由於南阳街并不长，无法容纳之下，补习班纷纷以此为起点，逐渐扩散至周边的馆前路、信阳街、公园路、许昌街等，形成了着名的补习商圈。
在台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任职逾35年的张浩然，谈起当时最风光的盛况时这麽说：「1970至1980年代间，堪称是补习事业的最高峰，全台北重考班有48家，南阳街占了将近五分之四，甚至还有一家重考班，学生人数高达3万人，非常惊人！」当年重考班蔚为大宗，然而也有不同属性的班别在此设置，儒林补习班主打重考班，四技二专多选择北一补习班、考托福则非美加文教莫属⋯⋯，一条街道上各式补习班林立，促使台湾的补习风气蓬勃茁壮。
而补习所带来的人潮，也逐渐发展出街廓生机，尤其饮食摊商更是受益，无论是信阳街的早餐店、公园路上的饭团、许昌街的臭豆腐，抑或是自助餐等，丰富多元的美食小点，是补习班学生在苦读中最温暖的慰藉。每逢中午与晚上的用餐时间来到南阳街，人潮多到都还得侧身走路呢！
E化教学让学习无所限制
随着时代演进，教育环境与政策的转变，考上大学已不再是极高的门槛，而交通便利也让各地师资逐渐充裕，中南部学生拎着皮箱北上苦读的画面已不复见，大学重考班也不再是各补习班的招生重点，在全国重考班人数不超过3,000人的环境下，南阳街并不因此而式微，补习风向随着时代演进，开始以各国语文、英数资优、公务人员考试、外交特考等重点式教育为潮流。
实体与虚拟的相辅相成，也成为补教界的未来趋势。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之外，为了让临时有事无法上课的孩子能赶上进度，透过E化线上学习，无论是在补习班或家里，只要戴上耳机就能轻松透过电脑补课，甚至还有补习班贴心架设题库网，让学生不必再辛苦找寻考古题，只要轻点滑鼠，就能浏览利用。此外，早年补习班对於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衍生出许多翘课情事，为使家长安心，许多补习班采打卡制，学生刷卡上下课，出勤讯息就会在第一时间透过简讯通知家长，考试成绩也比照办理。
南阳街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50余年，然而它的兴起与转型，见证着台湾教育的变化，独树一格的补教生态，推动着教育大步跨前，许多人也因为教育的成功，得以完成人生梦想，南阳街是台湾补教的起点，亦是追求梦想的园地。
文／凃心怡
摄影／梁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