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青春場景：南陽街(台北畫刊108年7月)發佈日期：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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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台北尋找一個象徵學生生活的場景，比起日劇裡常見的校園，位於台北車站附近的南陽街周邊，或許更符合多數人的生命經驗和求學記憶。不同世代的莘莘學子，在這被稱為「補習街」的巷弄留下足跡。在補習班的教室裡，青春繽紛的色彩不再，只有日光燈熾亮的慘白，無所不在的升學壓力，構築成殘酷的競技場。
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補習」的原義是為了要提供失學者進修的機會，1948年成立的大龍峒補習學校或私立延平補習學校，都是屬於這類成人教育的一環。隨著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動，「補習」逐漸變成因應升學需求為導向；經濟起飛後，家家戶戶所得提升，在家長望子成龍的殷切期望下，補習班成為正規教育制度外常見的安排。
1954至1956年在台大附近開辦的大同補習班是台北補教業的濫觴，以此為起點，各大補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60年代末期開始的數次修法，在在追認了所謂「短期文理補習班」為補教業的主體，尤其重考班更是其中大宗。重考生從早到晚，一整天在密閉的教室裡埋首苦讀，體現了「填鴨」式教育的意象，被當時媒體戲稱為「大學之道」。
南陽街的形成，一說是因為早期補習班經營者多為學者出身，經營上不敢過於明目張膽，直到建國補習班成立，特別在遷至館前路後，才開始出現比較企業化的經營，成為當年人數最多的補習班。建國補習班的成功，加上當時外縣市尚無補教業，帶動台北車站附近補教業的聚集經濟，這些補習班最後會落腳在南陽街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南陽街有著相對低廉的租金。
其實在1970年代中期，台北被稱為「補習街」的地方有兩處，分別是南昌街和南陽街，80年代末期中南部補教業興起，外縣市學生來台北補習者減少，再加上南昌街房價較高，補教業逐漸撤出。南陽街一帶則因台北車站的交通便利而繼續維持，但也開始朝多元、精緻的方向發展，教學的軟硬體都有所更新，也開始出現專攻出國留學、研究所或公務員考試的課程，然而始終不變的是那和分數的拔河。
全盛期的南陽街，每天可以有高達3萬多名學生，在這方圓100公尺的區域內進出，再加上早年不少北上補習的學生在附近住宿，對周邊的生活機能和地貌帶來很大的影響。
▲以「補習街」聞名的南陽街，銘刻無數學子的青春年歲。
但大量的人潮也帶來了不小的商機，以餐飲為主要，為了配合學生的消費能力，這裡的餐飲多半類似學生餐廳的風格，求粗飽，不求美味。餐廳之外，早期還有許多攤販，販賣油飯或是炒冬粉，用透明塑膠袋直接包著，雖然不見得衛生，但因便利和便宜，受到許多學生的喜愛。相比之下，車站附近的速食連鎖店，對學生來講，就是一頓奢侈的大餐了。雖然人們時常嘲笑補習街周圍的餐點水準，但卻也變成了某種青春的滋味，是老同學相見時忘不了的共同話題。
這或許正是補習街獨特的魅力所在，補習看似壓抑，卻意外地給予學子家庭和學校所無法干預的自由，男女分班、分校的學生在這裡有了相遇的機會，甚至談起一場青澀的初戀。最早的撞球間或電玩店，到之後的租書店和網咖，是許多人趁著下課空檔，偷偷紓壓的所在。青春無法壓抑，自會找到出路。有人在附近的唱片行，找到了一生對音樂的熱愛；有人則在K書中心裡，找到家庭或學校之外難得的寧靜。藉由補習為名，人們第一次淺嘗著屬於「長大」的滋味。
隨著大學入學的放寬和少子化的影響，補習街雖不復當年榮景，但只要考試取才和升學主義的心態仍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將會繼續走入這裡，在南陽街上體會青春的苦澀和甘甜，並永遠烙印在心頭。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專欄文章散見於《Openbook閲讀誌》、《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圖．文－翁稷安
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補習」的原義是為了要提供失學者進修的機會，1948年成立的大龍峒補習學校或私立延平補習學校，都是屬於這類成人教育的一環。隨著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動，「補習」逐漸變成因應升學需求為導向；經濟起飛後，家家戶戶所得提升，在家長望子成龍的殷切期望下，補習班成為正規教育制度外常見的安排。
1954至1956年在台大附近開辦的大同補習班是台北補教業的濫觴，以此為起點，各大補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60年代末期開始的數次修法，在在追認了所謂「短期文理補習班」為補教業的主體，尤其重考班更是其中大宗。重考生從早到晚，一整天在密閉的教室裡埋首苦讀，體現了「填鴨」式教育的意象，被當時媒體戲稱為「大學之道」。
南陽街的形成，一說是因為早期補習班經營者多為學者出身，經營上不敢過於明目張膽，直到建國補習班成立，特別在遷至館前路後，才開始出現比較企業化的經營，成為當年人數最多的補習班。建國補習班的成功，加上當時外縣市尚無補教業，帶動台北車站附近補教業的聚集經濟，這些補習班最後會落腳在南陽街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南陽街有著相對低廉的租金。
其實在1970年代中期，台北被稱為「補習街」的地方有兩處，分別是南昌街和南陽街，80年代末期中南部補教業興起，外縣市學生來台北補習者減少，再加上南昌街房價較高，補教業逐漸撤出。南陽街一帶則因台北車站的交通便利而繼續維持，但也開始朝多元、精緻的方向發展，教學的軟硬體都有所更新，也開始出現專攻出國留學、研究所或公務員考試的課程，然而始終不變的是那和分數的拔河。
全盛期的南陽街，每天可以有高達3萬多名學生，在這方圓100公尺的區域內進出，再加上早年不少北上補習的學生在附近住宿，對周邊的生活機能和地貌帶來很大的影響。
▲以「補習街」聞名的南陽街，銘刻無數學子的青春年歲。但大量的人潮也帶來了不小的商機，以餐飲為主要，為了配合學生的消費能力，這裡的餐飲多半類似學生餐廳的風格，求粗飽，不求美味。餐廳之外，早期還有許多攤販，販賣油飯或是炒冬粉，用透明塑膠袋直接包著，雖然不見得衛生，但因便利和便宜，受到許多學生的喜愛。相比之下，車站附近的速食連鎖店，對學生來講，就是一頓奢侈的大餐了。雖然人們時常嘲笑補習街周圍的餐點水準，但卻也變成了某種青春的滋味，是老同學相見時忘不了的共同話題。
這或許正是補習街獨特的魅力所在，補習看似壓抑，卻意外地給予學子家庭和學校所無法干預的自由，男女分班、分校的學生在這裡有了相遇的機會，甚至談起一場青澀的初戀。最早的撞球間或電玩店，到之後的租書店和網咖，是許多人趁著下課空檔，偷偷紓壓的所在。青春無法壓抑，自會找到出路。有人在附近的唱片行，找到了一生對音樂的熱愛；有人則在K書中心裡，找到家庭或學校之外難得的寧靜。藉由補習為名，人們第一次淺嘗著屬於「長大」的滋味。
隨著大學入學的放寬和少子化的影響，補習街雖不復當年榮景，但只要考試取才和升學主義的心態仍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將會繼續走入這裡，在南陽街上體會青春的苦澀和甘甜，並永遠烙印在心頭。
▲翁稷安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專欄文章散見於《Openbook閲讀誌》、《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圖．文－翁稷安
